浙商信贷重重危机 600家企业联合上书

　　浙商，一个无法让人忽略的群体。

　　明初沈万三是天下首富，清末叶澄衷是中国五金行业的先驱，刘镛、张颂贤、庞云、顾福昌这“四象”为首的湖州南浔商人是中国最早的强大商人群体。以虞洽卿、黄楚九、袁履登为代表的宁波商人曾经叱咤于当时的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

　　一连串如雷贯耳的名字阐释着今天浙商的强大：邵逸夫、包玉刚、董建成、杨元庆、马云、丁磊、陈天桥、李书福、郭广昌、鲁冠球、冯根生、宗庆后、宋卫平、裘伯君、任正非、江南春、楼忠福……

　　零点调查公司曾调查显示，浙江商人是北京市场上的超级活跃群体；在沪浙军达50多万人，浙籍企业在沪投资总额、企业总数和资产总额，均居全国兄弟省市之首。仅在西部省份，就有300万浙商。目前约450万浙商活动在世界各地。

　　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提供的数据，2007年，浙江省用全国1%的土地，提供全国4.4%就业岗位，达到全国7.5%的产值。2011年，浙江GDP达3.2万亿元，人均GDP5.9万元，在全国除了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之外，仅次于江苏省。

　　波澜壮阔的江底必然有深流暗自汹涌。如果没有历史的长时间沉淀、从商文化的熏陶、数以万计的商人的实践以及整体商业环境的缔造，浙商如何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也有人说浙商厉害的主要不是名人大家，而是深厚的民间基础与庞大的群体阵容。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浙商的影响力让人无法忽视，其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会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风向标。据说，温州商人胡福林跑路之后的那一两个月间，从全国蜂拥而至的记者在温州大街上比当地人还多。全国人民都在关心浙商，也就是在关心中国最前沿的经济龙头的走向。这个经济的龙头一旦出了问题，对中国整体经济而言具有不可预估的、巨大的、不确定性的影响。

　　如今，浙商再次获得了社会的关注。这次的关注却几乎无一例外是关于弱者的呼吁与希望，呼吁政府援助、协调，呼吁银行多多体谅，呼吁社会关注到他们的生存艰难。此时正值温州金改百天，在金改仍然牵扯着全国企业界投资界神经的同时，浙江企业家联名上书，痛陈时艰，希望高层关注浙商生存状态。

　　本刊因此特派多名记者前往一线调查，去当地看个究竟。

　　浙商，你们还好吗？

　　一边倒的呼吁，两边倒的看法

　　7月中旬，浙江省金融办证实了600家杭州企业联名上书一事，此事引发了诸多关注和评论。也有人认为这是继2011年夏秋温州的民间高利贷危机爆发以来，浙江民营企业遭遇的又一波资金链风暴。

　　600家参与联名上书的民营企业当中，除了我们认为一贯处于弱势的中小企业之外，不乏行业龙头、知名企业和中国民企500强企业，如国内输配电行业最强企业之一的虎牌集团、家具行业龙头嘉逸集团、国内人造板行业和家具业的领军企业荣事集团等。

　　联名上书中提出：希望浙江省政府联合各部门及各级政府成立协调小组，对这次因银行催贷引发的民企资金链危机尽快进行集中和系统性的处置。希望省政府出面协调银行暂时停止收贷，给企业以喘息和处理危机的时间；希望政府出面与银行方面协调，争取今后3年之内，不要削减相关企业的贷款额度。

　　有分析认为，第一条还可行，后两条希望不太大。事实上省政府一直积极应对此事，除了省银监局立即出台了《关于加强资金链风险管理工作的意见》之外，各种协调会就没断过。政府、银行与企业之间磋商多次，虽然企业与银行之间的沟通已经达成了双方的谅解，却未能改变资金链紧张的现状：银行仍然按规定按协议看紧自己的钱袋子，企业无可奈何地接受经济不景气、资金日益紧张带来的压力。政府说，决定权还是在银行。

　　企业认为情形的恶化是由于银行抽贷、压贷造成的。而银行不及时处理“出事的企业”的资产，相反将参与联保的好的企业的资金看紧，既不符合常理，又影响了正常的生产。

　　银行则认为企业盲目扩张、部分企业将资金转投矿山、煤矿，却因不能及时实现资金回笼而造成资金链断裂，由此引发各种风险，为防范风险，银行才对有联保关系的公司看紧贷款。

　　流动资金缺失的恐慌不仅在企业中蔓延，银行也面临同样的气氛。一旦企业的贷款收不回来，从行长到信贷员都要下课。因此，只要一家银行抽贷，其他银行也赶紧下手。

　　由此引发的社会争论也是针锋相对，基本上代表了企业和银行两方的立场。

　　以马光远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呼吁“政府应该出手相救”。他公开发表观点认为，因担保引发的信贷危机，本质上属于杠杆危机，解决金融的系统风险本来就属于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欧美等国对此都有成熟的应对方案。然而，对于公共资金的使用极为混乱的中国，对于民营企业的信贷危机，银行和国人却表现出高度的市场经济风险自负原则的理念。掩盖了政府金融体系的残缺和责任，更是对市场经济系统风险的误读。

　　另一种支持“市场经济”的观点以长江日报评论员文章为代表。文章提到，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要不要救华尔街，曾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在美国民众看来，华尔街的投机金融家们，在光景好时，赚得盆满钵满，并没有分给社会一分钱，现在深陷在自己造成的危机当中，却要政府花纳税人的钱去拯救，既不公平也不合理。中国情况虽不能简单类比，但同样，在市场自由的经济理论看来，企业经营不佳乃至要破产倒闭，那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结果，无须政府过多操心。如果要求政府救企业，很可能意味着，企业状况好时要“自由”，企业遇到了危机就要政府出手干预。这不仅会遭遇理论困境，也牵涉到社会现实层面的公平问题，毕竟政府救市的钱属于公共资金，不完全来自被救企业的纳税。

　　搜狐广州网友“搏大精深”在微博中评论：尊崇市场规律不能救，企业要自己负责，浙江民企出现该情况与自身经营直接有关，而银行催贷不是关键，应当培养法制和契约精神，政府不能介入过深。市场机制就是优胜劣汰，(优胜劣汰)才能推动社会进步，抑制投机。

　　企业面临的重重危机

　　磋商的结果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而实际中的问题可能复杂得多。索罗斯最近在演讲中提到，经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完全不一样，种种结果与原因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纠结正是如此。

　　“我们其实能够理解银行的做法。”很多企业家对记者们这样说。借债还钱，天经地义。在商场摸爬滚打多年的企业家们没人想要赖账，他们对自己的信用看得比什么都珍贵。

　　最大的危机来自经济大环境的恶化。

　　第二季度的经济数据刚刚出炉，7.6%的增长是近12个季度以来经济增长首次破8，这本身就让人感受到了经济下行的压力，而外媒对统计数据的质疑更为中国经济下滑写下了预言。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浙江的中小企业最头疼的几件事都差不多：企业人工成本、原材料成本越来越高，企业利润空间越来越薄；银行把贷款看得太紧，有不按规矩办事的情况，随意性强；政府的土地政策不明朗，经常性的政策变动为企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资金困难。

　　招不到合适的工人，让企业家们对现在的教育制度怨言颇多。目前的一线技术工人平均年龄已经在35岁以上，年轻人既缺乏技术，工资要求还很高。企业家们认为现在大学扩招、不重视职业教育的结果，就是造就了大批眼高手低的大学毕业生。

　　我们采访到一个企业，被骗参与了联保，担保的企业出了问题被查封了，自己的企业被牵连也被查封。他感觉非常冤枉。“出事的企业明明资可抵债，但银行不积极对那个企业的资产进行清算和拍卖，相反第一时间找我们要钱，还查封我的企业。”

　　有的企业多年前购买了土地准备扩建厂房，但是因为政策或者拆迁或者规划种种问题，一直无法开工，不仅造成资金积压生产受阻，还要向政府缴纳罚金。

　　互保联保问题受到媒体和社会关注后，供应商的信心也受到了冲击。采访中，某企业家抱怨，他的供应商总是问：“你们的问题还没解决好吗？是不是很严重？”为防止供应链接着出问题，老板不得不分出精力去一家家解释，增强对方的信心。“很疲惫。”他说。

　　很多企业家将自己遇到的问题归结为“我们与相关部门关系不到位”。“政府或者银行对有的企业特别好，网开一面，对有的企业就格外严厉。”

　　在采访中我们也发现特殊的浙商文化对联保的“贡献”。浙商文化与珠三角的商业文化区别很大。珠三角商业中相互的防范和警惕性非常高，浙商文化则更重人情味，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抱团”。这种文化在正常的经济形势下能够让当地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但也造成浙商参与联保的警惕性不高。

　　采访中有企业家坦言，因为找他联保的企业主曾经帮过忙，就算是还人情一样，就替人家联保了。有企业家说，联保企业倒闭了，替人家将债务背上都没问题，但是银行一旦收回自己企业的贷款，整个企业就垮掉了。

　　浙江的企业家出自草根的多，有的凭借对财富的敏感和做事的执着进入一个行业。在大环境不景气的时候，却缺乏能力去判断和寻找出路。有一位企业家告诉记者，“突然之间没了订单，行业出了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没办法，只能熬”。

　　我们相信现在这个形势下，有一批企业处在生存边缘。“能卖的地都卖了，能卖的房也都卖了。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转机。”一位企业家叹道。

　　联保危机释放的信号

　　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各国不约而同地站在了凯恩斯主义的旗下，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干预措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中国货币政策在此环境中，暗暗采取了银根放松的方法，希望通过增加流动性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对此事进行了背景分析。他认为联保的问题一直存在，现在特别引起了关注，固然是危机使然，但同时省政府的积极应对也很耐人寻味。背后政策调控之手的力度和方向都应特别注意。

　　在尚没有巨大的舆论压力下，省政府能够站出来支持企业的呼声，可解读为省政府预期中央在现在宏观经济情形下，一个相对积极的政策方向。

　　去年年底整个社会呼吁中小企业融资难，中央其实是给银行施加了压力的。从去年年底开始，银根已经悄悄放松，银行需要把手里的款给放出去。

　　愿意以联保的方式获得贷款的浙商成为银行放贷的好对象。对银行而言，联保足够能控制风险。在企业急需用钱、能够找来联保企业，银行又希望把手里的钱放出去的情况下，联保贷款几乎是一拍即合。

　　据了解，浙江企业采用互保联保模式获取贷款已经非常普遍，约占企业总融资比例的60%～70%。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影响面如此之广，600家企业联合上书也就不足为奇。

　　来自香港的一位资深财经媒体人士在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颇为吃惊：他甚至认为此事若处理不好，将引起非常大的经济方面的动荡。以香港来对比，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他说，如果采访到情况属实，那是法制不健全的表现。若法制足够健全，银行对贷款的发与不发不可能如此随意。

　　在香港，如果银行在对出问题的企业资产未进行清算拍卖之前，找联保的企业要钱，或者对联保的企业压贷，或查封，这些都将是违法的行为。

　　也就是说，一码归一码，联保中一家企业出了问题，参与联保的其他企业只对联保涉及的资金负责。这些企业的其他贷款，银行不能将其视为有关联的风险，更不能借此抽贷压贷。

　　他还告诉记者，香港的企业如果符合条件要求贷款，银行不予放贷，或者压贷，企业可以对银行诉诸法律。

　　一方面是中央货币政策放松，一方面是法制执行层面的随意性。在实体经济整体不景气的情形下，政府对此次危机的应对，恐怕除了充分发挥其协调作用之外，还需要推进更细致、合理、完善的金融法制建设，保障企业基本利益不受到损害。

　　互保与联保

　　“互保”是指互相担保，也就是企业之间对等为对方保证贷款，当对方还不出钱时需承担还款连带责任。“联保”，就是三家或三家以上企业组成担保联合体，所有成员为其中任何一家的贷款承担连带责任。

　　银行为了控制风险，除了抵押物外，有时会要求企业找一家甚至几家企业为其担保，一旦出现还不上贷款，就由担保企业承担还款连带责任。